我们的唇枪舌战,给2018年留下了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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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论节目《奇葩说》已播出五季,仍是无可替代的“全民烧脑运动”。《吐槽大会》第三季热度不减,但嘉宾阵容“参差不齐、魑魅魍魉”;科幻情景脱口秀《火星情报局》有强烈的团队信念感,脑洞创意则有可议之处;演讲节目《我是演说家》走煽情套路,也能让人看到乡土的生命力;《圆桌派》《十三邀》各自主持人的特质,比节目本身更有趣。

2018年唇枪舌战的语言类节目,给我们留下了什么?《奇葩说》辩手、《透明人》出品人姜思达,媒体人陈晓楠和主持人史航一道来为您盘点。

本文来自《周末纸牌屋》,视频(上)如下,流量不足可以先看后文。*因为每篇微信只能插入一个视频链接,(下)集在文末阅读原文,感兴趣的看完记得拉到最后。

《奇葩说》

史航:一个最花里胡哨的节目《奇葩说》,先听听一个局外人为什么要打9分。


陈晓楠:首先是思维的乐趣,《奇葩说》无数次把我自己代入,就像一个人牵你的手,走到这个问题的思维迷宫里面去看东西,特别酣畅。第二,这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节目。马东太牛了,他说现在大家在网络上特别爱看“撕”,没有话题撕不起来。但我觉得《奇葩说》其实不叫“撕”,两方是趋近于共识的,它把每一个人带到另外一方的可能性里想问题,有逻辑、有思辨。

姜思达:作为一个参与者,这是我录制的所有节目里压力最大的,它所有都来真的。形容《奇葩说》,我会用“冷酷”这个词。这里没有我们熟悉的套路,没人帮你、照顾你。你只能为自己的票数负责,任何一句话让人家不舒服,票就会在你眼前往下掉。我下了节目,很多人说你们的稿子导演写得挺好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,如果说稿子都是我们自己熬夜写的,很多人甚至是怀疑的。但也说明节目效果够好。

史航:他觉得不看稿子、不作假不可能,因为没见过高人。《奇葩说》也是众目睽睽,大家都竖着耳朵听。这是一个费事的节目,不是网络上表态就OK了,它还让你表白,而且是独白。
我只去了第三季《奇葩说》,一二三季中只有第三季是战队概念。我很多年没有和十几个人一起战斗了,那种强烈的淘汰感,任何一个人走了都有断手断脚的感觉。虽然我辩论并不高明,但我知道周围激荡的都是些有意思的信息。邱晨说,我们俩辩论,如果赢了你,却没有从你身上学到任何东西,这一场我还是输了。所以这里每个人都会转换立场,这是伟大的多元化。

陈晓楠:这节目不像剥洋葱,剥洋葱是看到里面的真相。这是不断往外延展,每次被说服,我又看到另一重天。我每次看心里都想,还好我不在现场。每当一个人讲完,我都觉得:还有什么可说的吗?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。神奇的是,另外一个人站起来,又会给你一层新的视角。还有一点是语言节奏,每个人不一样,有时俏皮,有时是一种力量。思达讲AI那段,整场我都觉得头皮发麻。如果你换一种语气和节奏,未必这么有力。

姜思达:大家看不到的是准备。观众没有准备,而你有。在这过程当中,我作为一个参与者,穷尽自己的脑汁来构思对方有可能提供的论点,大家也变得越来越熟,能猜得到。有一定的准备,就大可不必慌张。第三季很多人说:你为什么突然间有非常好的表现?因为我做了一些功课,第二季结束之后,每一集我从头又看到尾。一个人站起来无论说了什么,只要带有关键词,我就会暂停,就想反驳,把它系统性的变成了任务。
AI一期过后别人说:其实你表现得特别不完美,想表达的东西已经冲出你的身体了。换句话说,就是自己聊天崩了的状态,情绪也没有办法控制。这档节目居然予以接受,甚至是被欣赏、欢迎的,这是对“真”的保护

史航:还有对智慧的鉴赏。《奇葩说》的观众可能超出别的观众用心用脑的程度很多,他们离开也是一身汗。

《吐槽大会》

史航:《吐槽大会》,我给它7分,一个有点矛盾的分数。嘉宾确实有参差不齐,有时我以为会特别有趣的一集,想看嘉宾到底有什么槽点,怎么反击,最后发现他一直在洗白。不知道你们用洗衣机什么印象,洗得不干净比脏还难看。《吐槽大会》的好处在于,它不用那些网络用语装点。顺便插一个话题,我其实特别想看六小龄童老师当主咖。因为他的“人设”永远崩不了,但我特别想推心置腹地说:没有人是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长房长孙,大家都是骨肉同胞。

姜思达:我给6分,分不扣在导演组,也不扣在嘉宾身上,它本身只能这个分。有人说,幽默来源于冒犯,但在我们接触到的媒体环境下,有些一定会成为冒犯的东西。另一方面,脱口秀离我们的观赏经验太远了,大家不太了解这个文化,不太了解美国的单口相声是怎样的喜感。第一时间甚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,原来可以对嘉宾这么不礼貌

陈晓楠:之所以愿意给8分,是因为它给我很愉悦的感觉。我在美国第一次看到吐槽这种形式,是查理·辛的《喜剧中心》。一些人用这么狠毒的话骂查理·辛,他本身的槽点有酗酒、打老婆、私生子……看了半天,最后查理·辛出来,我彻底惊了,他在现场听着呢。我肯定没想到,这移植到中国文化土壤里面,能够找到生存空间,开创一种新的样态。我发现幽默绝对是与生俱来的,两句话如果特别搞笑,就能够无缝衔接,稍微多一秒钟,气马上泄掉了。

史航:所以李诞、王建国、池子这几个比较厉害,他们能出能进。我就去过两次,掐着自己的心跳。我有一次全说完,下脚踩空,差点跪到地上,很紧张,有种淡淡的羞耻感。

姜思达:观众是节目效果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李诞、池子他们始终认识到观众的存在,并且紧紧抓在手里。我也去了两次,始终在和提词器、镜头对话,下面观众的反应没法处理,可能有点遗憾。

史航:一个我还是有点蒙的节目,但人家已经活到第四季了——《火星情报局》。它是尽心尽意地捕捉流行,也努力罗列脑洞,但是乐趣不大,脑洞也不大。它对世界有概括的愿望,但没有概括的能力。

姜思达:我上了两次。他们团队在沟通过程当中不断强调,你要打心里认为你是一个火星特工。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浓烈的理想主义,在建立自己的一套文化。有时候录一个火星特工离场,他们会按照TVC(注:电视广告影片)规格拍一个良心制作。但它建立归建立,传递过程可能出现了一点扭曲和偏差。

《圆桌派》

史航:我想把四档节目搁在一块说,《我是演说家》《超级演说家》《圆桌派》,还有《十三邀》。先说《我是演说家》以及《超级演说家》,2分,我最受不了的是每个人说话都一直有音乐。《奇葩说》有一期,黄执中刚一说话,忽然一指:音乐停,我黄执中答辩还要靠音乐?不可想象,请撤走,对不起。一个节目的模式能让每个人都体现出必须套路的一面,那只能是2分。


陈晓楠:我往回拉一拉。因为最近参加《超级演说家》,做评委,我的感受是他们人找得蛮好。每个人上来,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是谁,会说什么,但一定有特殊经历。比如“面筋哥”通过非常夸张的、有点像村头艺术的方式唱歌,可是他红了。他整个演讲都是哭腔,我们特别不适应,后来我发现他有一种生存的力量,这样才能红,才能挣比做面筋更多的钱。但有一个难度,当一个人不具备在公众面前演说的能力,你无论怎么训练都是速成的,他就需要音乐,需要这些氛围。

史航:我明白晓楠的心情,她是一个“星探”,去物色这些众生和题材。《圆桌派》我觉得很难挑出毛病的,非常圆融,信息量很大,能装很多东西。它的特点就在于文涛太聪明,所以牺牲性不强。第二点,文涛的平民性是真平民性。所以对我来说,这反而是今天谈的所有节目中纯陪伴性的,是一个我跟这个世界普遍联系的节目。
陈晓楠:《圆桌派》或者我印象更深的《锵锵三人行》,我觉得像是一个老友,不是一眼就很惊艳的。你没什么事,喝着小酒,打开它,心里就觉得很安定。所谓喜悦,你知道它在,在絮语。其实文涛背后功课做得非常多。我原来做《冷暖人生》,很像是“一花一世界”,找到个体生命,钻进去,也是世界真相。但《锵锵三人行》不是,它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事情凑在一起,像大拼贴,最后升起来一种联系。


史航:文涛心里有一种洁癖。如果你两次聊科举制度,他就不再和你聊了;你出了四本关于美食的书,他不会和你聊美食的书。他像采矿的人一样。我去过两期,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:一历耳根,永为道种。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所以圆桌重要的不是光咱们三个人圆桌,他让每一个人在谈话中转个360度,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一面,像回转寿司一样。文涛表面上对所有事情都说“真好”,其实心里打分大概就4.5分,两星半。他的要求其实很高,因为吃过、见过。

《十三邀》

史航:再说《十三邀》,因为这个节目挺喜欢许知远。许知远拿自己的天真甚至有点迂腐的东西,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所有可能的地平面。可能会被嘲笑,不那么受欢迎,但他每次还是这样,有点勇敢,有点苦心孤诣,还有点孩子气。

姜思达:有些节目你不需要再看,但《十三邀》不可以被替代。人们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回看,2018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,当时一些知识分子、演艺名流怎么思考问题。如果不是这个节目存在,就永远不会被激发出一些讨论。和马东老师对话那期在网上发酵了,几乎一面倒地对许知远产生了一种鄙夷、批评的态度。大家都讨论什么是商业、大众,什么是理想、责任,你不觉得这事特别浪漫吗?

陈晓楠:许知远最好的一点是很锐、很纯粹,他的采访像纯粹的行为艺术:“你觉得痛苦吗?”“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?”……有人说他怎么老问这几个。这些问题,也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一辈子也不需要想。但这问题不是假的,你今天既然坐在我面前,我拉着你,咱们想一想。他有时候进不去,觉得很懊恼,但不掩藏。那种不知道要问什么,无语的状态好可爱。

我自己做过采访,有时候觉得发挥很好,有时候就不行。这取决于对方的反应,所谓“interview”(采访),就是“inter”在两个人中间的这个“view”(观点)。我不断地想修行是什么,就是你用你很真的自我去碰他的自我。要把自己放得极其耐心,人家才能跟你掏心窝子。
姜思达:昨天(注:2018年12月24日)也有一个杂志记者采访我,上来第一个问题:你的人生准则是什么?我想了想,发现自己太没有底线了,没什么人生准则。最后他非得再问一个问题:你为什么护肤?是为了面子吗?我惊呆了,非常困惑。
陈晓楠:就是假聊天,为采访而采访。一场采访,让你茅塞顿开的往往不是一个很长的问题,不由自主说出来的半句话,可能就特别好。我其实挺想问思达,《透明人》做相亲话题,你觉得进入采访难吗?

姜思达:特别难,难点在于“相亲角”不是一个新现象,我还能做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年轻人看“相亲角”,觉得很荒谬、迂腐,等于是和父母的代沟。但我们也用约会软件,“相亲角”那就是老年版的约会软件。你愿意跟身边朋友抱怨:我怎么还单身?为什么还没有人来追我?但你不会跟爹妈说,你烦爹妈问这件事。我就想打一个问号在这儿。

陈晓楠:你自带很大的流量,如果抛开这个,采访普通人和明星哪个更难?流量会让你困惑吗?
姜思达:当然采访明星难了。我觉得流量是值钱的,所谓“值钱”就是:大家不就是要看这个吗?他们就关心这个明星,你要认可这份关心。不能说我既做媒体,又站在一个点去批判这种关心。采访明星有一个好处,他比较熟悉镜头,相对来讲效率高一点。但恰恰因为他有经验,所以你很难打动他的内心,拿出一些今天非说不可的话。
史航: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一句话特别好,说语言的边界才是这个世界的边界。你们的访谈就像一个网眼,它大还是小,密还是疏,决定能兜住多少东西,能替这个时代留住多少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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