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晓波:碎片与知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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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的碎片化从来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形态,只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它变得更加具有了侵略性。

文 / 吴晓波(微信公众号:吴晓波频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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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知识都产生于阁楼,为少数人所创造。
它的原料或来源于田野,譬如《诗经》的吟唱者们;竟或来自个别天才的大脑,比如康德或霍金;再然后,通过某些工具——我们不妨称之为楼梯,将产生于阁楼的知识传播于广场。
人类的知识史,便伴随着工具的迭代而演进,从远古的岩石、草纸、铜器、竹简,到近现代的报纸、杂志、电视以及互联网。
每一次工具的革命,都带来知识的产生、文本形态、传播及变现方式的四重变革。

到1960年代,马歇尔·麦克卢汉提出“媒介即讯息”的概念,在他看来,“媒介本身就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,即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,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”。
这个说法有它的极端性,不过,却突出地表达了工具变革的意义,因而在30多年后,被互联网人奉为圭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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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的碎片化与碎片化的知识,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
人类的早期知识都是碎片化的。孔子的《论语》是碎片化的,柏拉图的《对话录》是碎片化的,甚至《圣经》或几乎所有的佛经,俱是碎片化的。
除了文字之外的其他知识呈现方式,也大多是碎片化的,歌谣是碎片化的,图画是碎片化的。
把无数的碎片铺陈出来,以统一的价值观协合之,再将其融为一炉,才构成为所谓的体系或流派。
司马迁著《史记》,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究是采集,通是融合,成一家之言,就是体系了。
中国古人把知识分为“经史子集”四大类,都可以说是碎片化与体系化的过程。
明清之后再无原创大家,根本的原因,就是人们放弃了碎片化创新,而只敢于在一个既有的知识体系内“循环考据”。
人对知识的获取及吸收,也是碎片化—体系化再碎片化再体系化的反复过程,如果一味地强调知识的体系化,那是无趣的,僵硬的,食古不化的。
进而言之,因为每个人的学习程度不同,所以,同一个知识点,对某些人是碎片的,对另外一些人则已是体系。
在这个意义上,没有所谓的高级的知识或低级的知识,只有人乐于吸取的知识,以及人对自我期许前提下的知识累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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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克卢汉的“媒介即讯息”,在提出的很多年内,并非主流,而只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时候,突然成了显学。那是因为,互联网人以此为武器,击破了上百年的传播工具模式。
在前互联网时代,知识的楼梯被掌控于少数权力集团的手中,谁拥有了报纸、图书、电视及电影的印制发行权,谁就掌握了知识的定义权及溢价权。
所以,推翻一个政权,首先要占领电视台,树立一个权威,首先要控制书报社,枪杆子里面出政权,笔杆子里面出伟人。
互联网让知识的生产、传播和交付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近十年来,先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事件。
其一是搜索的出现——它让知识的分发不再“金字塔”,用户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获取知识的主动权。
其二是Blog(博客)、维基百科的出现——它让知识的生产平民化,部分不愿、不敢或不会走下楼梯的知识分子陷入失语状态。
其三是智能手机的出现——它引爆了新一轮的知识碎片化浪潮,美国的FB、推特,中国的微信及其公众号模式,让“媒介即讯息”成为了现实。
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,美国人平均每天看手机52次——比上一年又增加了5次,中国网民每天有3.9个小时花在手机APP上——比上一年增加了25分钟。
对于所有的知识供应者而言,最真实的挑战,不是改变这个现实,而是如何在这52次或3.9个小时中,夺取足够多的注意力和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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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知识的碎片化从来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形态,只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它变得更加具有了侵略性。
而对知识付费的质疑,更是无厘头的,从孔夫子接受冷腊肉开始,知识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,问题是,新工具状态下的付费型知识,应该如何存在及优化。
上个月,国内最大的知识付费SaaS平台小鹅通公布了一个数据,在过去的两年里,通过该平台上线的知识付费产品约350万个。
听到这个数据,我心中一凛。当今中国每年的图书发行量约30万种,其中新书量约8万种。也就是说,两年的知识付费产品生产量,约等于40年的图书编发量。
显然,知识的生产和消费,在摆脱了牌照制的约束后,得到了杂花乱眼般的发展,而它也正在成为中国新中产的生活方式之一。
在某些人看来,这350万个知识付费产品都是碎片化的产物,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,它则已经是体系化的。
譬如,“如何做好PPT”,讲述人用20节课时/10分钟,来讲授这个知识点,我不敢称之为“碎片”。
而如果说,人们用碎片的时间——比如坐地铁、喝咖啡、等候约会,来学习这些知识,那倒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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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16年5月,开始出现知识付费产品之后,产能井喷,争议不断。在我看来,某些人的担忧并不真实。
——在当今的知识付费市场,没有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景象。
除了极少数的个例,绝大多数受欢迎的产品都是同类中的佼佼者。
道理其实很简单:目前的知识付费购买者大多是一、二线城市的新中产,是具有自我学习驱动能力的理性消费者,因而有起码的识别力。
——互联网型形态的知识付费产品,没有形成对图书产品的替代。
“买了知识付费产品之后,就再也不读书了”,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。
相反,优质的在线产品在热卖后,大多会迭代为纸质书出版,而很多传统的图书作者,同时成为在线产品的生产者。
——知识付费产品的轻教育化趋势非常明显。
根据小鹅通的数据,在2017年,98%的知识付费产品为单一的音频类,而到2018年,教育培训类客户增加到了40%,在交付上,出现了打卡、拉群学习、在线考试等多种形态,进而,把线上学习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尝试也比比皆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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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问,为什么只有中国出现了互联网知识付费这样的学习模式?
我想原因大概也有三个。
其一,以80后、90后为主力的消费人口,是天生的互联网一代,以在线的方式社交、游戏、购物乃至学习,是自然而然的选择。
其二,移动支付的超级繁荣,再造了各类商品的流通和交付模式。
其三,中国思想市场的长期禁锢,亟待一场新工具革命,知识付费的野蛮生长正是来自民间的一次反叛,它让自由的知识生产者重新夺得了主权。
自由,只有自由是值得赞美的。
碎片化的生活方式,并不意味着生活和知识的一地碎片——我对此深信不疑。

本篇作者|吴晓波|当值编辑|冯迪责编|郑媛眉|主编|魏丹荑|图片|视觉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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